这是一体两面的,地方上的势力太强,新来的官员也有可能干不过,反而被挟制。
但世上没有完美的制度,都是互相制衡。
总比指望三千里外的朝廷事无巨细、明察秋毫靠谱一点。
哪怕指望朝廷,也得地方上有人能告诉朝廷、上达天听不是?
她与县令们就在福禄会馆里商讨一下细节,莫县丞道:“大人,这个会馆原是您的心血,下官不该多嘴的,可是呢……底子是福禄县的,那是不是?”
郭县令道:“守财奴的样儿!
给给给,咱们合伙。”
这几个县令身上正经读书人的气质极淡,由吏而熬为官的,知府又不追求“不言利”
,他们也就卷起袖子来聊钱了。
祝缨负责出个大概的框架,具体的数目他们四个人开始互相争,以至于吵,竟至于要打。
祝缨抱着手看得直乐。
项大郎在那一边被堵得满头汗:“才干这一行,还不知道如何呢!”
凡事沾了个“官”
字,就不得不小心一点,虽然糖坊已经都交给他了。
祝缨交给他的盘子很大,就是要以一个“量大”
为优势,压低价格抢主顾。
量大,也就意味着一旦疏忽他赔得也大,项大郎又兴奋又紧张。
他经商是有头脑的,同乡会馆他也算计在内了,考虑到了租用场地等等问题,也不想在外面另起炉灶。
这个糖坊,它也得用原料,越是路近的原料越好,那就不得得罪乡亲大户。
要打开市场,也得会馆这儿帮个忙。
“官”
给的要求得做到,祝缨要求不能太高价,走的是“易得的量大便宜,不易得的可以高价”
的路子,项大郎就只好把赤砂糖、白砂糖的价格压下,而将冰糖的价格抬高,又将有新鲜造型的红糖块之类的价格还照原本的样子来。
规模大,他的成本就被压低。
离原料产地近,原料运输的成本又降了下来。
即使定价偏低,利润仍然可观。
今年轮值的是赵翁家,赵翁道:“你说这些馋我们不是?”
项大郎陪笑道:“哪里敢?只是讲一讲,您还不知道大人么?我是尝个鲜儿,好的还在路上呢。
再说了,您那儿种橘子的利,我可什么话也没说呀。”
赵翁想说他家与阿苏县的买卖,想到他的父亲,心道:大人这是补偿他吧?
转而问项大郎要怎么吆喝:“你有好物,得叫人知道。
这时节,旧年橘子也卖没了,新的还没下来。
来会馆的人也少了哩。
你压价卖,地头蛇怕不要砸你的摊子哩!”
项大郎笑道:“我分卖给小贩。
自家也支个摊子零卖,比卖给小贩的稍贵些,这样小贩也能赚着钱,也不能卖太贵。
要是有大铺子进货呢,我也卖给他们。”
祝缨分一只耳朵听他说,知道这位年轻的商人不必自己多管了,听到最后笑了起来,难得的轻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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