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一体两面的，地方上的势力太强，新来的官员也有可能干不过，反而被挟制。
但世上没有完美的制度，都是互相制衡。
总比指望三千里外的朝廷事无巨细、明察秋毫靠谱一点。
哪怕指望朝廷，也得地方上有人能告诉朝廷、上达天听不是？
她与县令们就在福禄会馆里商讨一下细节，莫县丞道：“大人，这个会馆原是您的心血，下官不该多嘴的，可是呢……底子是福禄县的，那是不是？”
郭县令道：“守财奴的样儿！
给给给，咱们合伙。”
这几个县令身上正经读书人的气质极淡，由吏而熬为官的，知府又不追求“不言利”
，他们也就卷起袖子来聊钱了。
祝缨负责出个大概的框架，具体的数目他们四个人开始互相争，以至于吵，竟至于要打。
祝缨抱着手看得直乐。
项大郎在那一边被堵得满头汗：“才干这一行，还不知道如何呢！”
凡事沾了个“官”
字，就不得不小心一点，虽然糖坊已经都交给他了。
祝缨交给他的盘子很大，就是要以一个“量大”
为优势，压低价格抢主顾。
量大，也就意味着一旦疏忽他赔得也大，项大郎又兴奋又紧张。
他经商是有头脑的，同乡会馆他也算计在内了，考虑到了租用场地等等问题，也不想在外面另起炉灶。
这个糖坊，它也得用原料，越是路近的原料越好，那就不得得罪乡亲大户。
要打开市场，也得会馆这儿帮个忙。
“官”
给的要求得做到，祝缨要求不能太高价，走的是“易得的量大便宜，不易得的可以高价”
的路子，项大郎就只好把赤砂糖、白砂糖的价格压下，而将冰糖的价格抬高，又将有新鲜造型的红糖块之类的价格还照原本的样子来。
规模大，他的成本就被压低。
离原料产地近，原料运输的成本又降了下来。
即使定价偏低，利润仍然可观。
今年轮值的是赵翁家，赵翁道：“你说这些馋我们不是？”
项大郎陪笑道：“哪里敢？只是讲一讲，您还不知道大人么？我是尝个鲜儿，好的还在路上呢。
再说了，您那儿种橘子的利，我可什么话也没说呀。”
赵翁想说他家与阿苏县的买卖，想到他的父亲，心道：大人这是补偿他吧？
转而问项大郎要怎么吆喝：“你有好物，得叫人知道。
这时节，旧年橘子也卖没了，新的还没下来。
来会馆的人也少了哩。
你压价卖，地头蛇怕不要砸你的摊子哩！”
项大郎笑道：“我分卖给小贩。
自家也支个摊子零卖，比卖给小贩的稍贵些，这样小贩也能赚着钱，也不能卖太贵。
要是有大铺子进货呢，我也卖给他们。”
祝缨分一只耳朵听他说，知道这位年轻的商人不必自己多管了，听到最后笑了起来，难得的轻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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