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文我们讲过自封太尉的王世充率军侵犯谷州失利，回到东都洛阳的他担心自己的统治地位会受到影响。
武德二年（619年）正月初二，王世充将隋朝的显贵官员和名士全部任命为太尉府的属官。
王世充的这一举措具有多重目的和深远意义。
首先，王世充通过拉拢隋朝的显贵和名士，巩固了自己的权力。
这些精英人物在朝野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，吸纳他们进入太尉府，不仅减少了潜在的反对力量，还削弱了他们的独立性，防止他们成为新政权的威胁。
通过这种方式，王世充有效地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。
其次，这一举措进一步架空了已成为傀儡的皇泰主杨侗，为其下一步的政治野心做好铺垫。
隋朝的显贵和名士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望，王世充借助他们的影响力，表明自己得到了前朝精英的认可。
同时，任用前朝官员也营造出一种政权延续的假象，减少了社会动荡的可能性，为后续成立新政权创造了条件。
此外，王世充的这一做法也有助于稳定局势。
这些官员和名士在地方和中央都拥有较大的影响力，任用他们可以有效地维持社会秩序，避免混乱。
同时，前朝官员的留任也能够安抚民心，减少民众对新政权的抵触情绪，从而促进社会的平稳过渡。
从治理能力的角度来看，这些隋朝的显贵和名士具备丰富的行政经验，王世充通过任用前朝官员，展示了自己的包容性，表明他愿意吸纳各方人才，增强新政权的凝聚力。
同时，这也向其他势力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：只要支持他王世充，就能获得重用。
这种策略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支持者，进一步巩固王世充的统治地位，也为他在动荡时期维持统治提供了重要保障。
这些成为王世充太尉府属官的隋朝旧吏中包括杜淹和戴胄。
杜淹出生不详，卒于628年，字执礼，京兆杜陵（今陕西西安）人，出身于官宦世家。
他早年曾在隋朝为官，担任御史中丞，杜淹在隋朝时期因隐居而被隋文帝流放，后效力于王世充，授为吏部尚书。
在王世充被平定后，他投靠了唐朝，并在唐太宗即位后被召回，授予御史大夫，封为安吉郡公，后迁为吏部尚书，参议朝政，成为宰相。
杜淹在唐朝的政治生涯中，虽然有着一定的才华和贡献，但也存在一些争议。
他在隋朝时期为了谋求官职而假装隐居，这种行为被一些人视为沽名钓誉。
在王世充政权中，他因与侄子杜如晦的关系而进谗言，导致杜如晦的兄长被杀，这也成为了他一生中的一大污点。
杜淹的作品被收录在《全唐诗》中，包括《召拜御史大夫赠袁天罡》、《咏寒食斗鸡应秦王教》和《寄赠齐公》等诗作。
尽管在历史上留下了复杂的声誉，他的政治主张和改革精神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杜淹在贞观二年（628年）病逝，唐太宗追赠他为尚书右仆射，谥号为襄。
他的家族成员包括儿子杜敬同，官至鸿胪少卿，袭爵，以及孙子杜从则，曾任蒲州刺史。
戴胄（573年-633年），字玄胤，是唐朝初期的政治家、司法官员，以其坚持法治原则和维护政治稳定的卓越表现而闻名。
他出身于谯郡戴氏，早年在隋朝为官，曾效力于王世充，归唐后为秦王府士曹参军。
唐太宗继位后，戴胄被擢升为大理少卿，后改任尚书左丞，最终成为宰相。
戴胄年轻时钻研律法，以明经入仕，授吏部云骑尉，迁弘农宫副监。
隋炀帝大业末年，入朝为门下省录事，受到纳言苏威、黄门侍郎裴矩的赏识。
618年，隋炀帝遇害后，戴胄被王世充任命为给事郎。
不久，王世充欲篡位，戴胄多次进谏未果，被贬为郑州长史。
621年，秦王李世民攻取虎牢关，俘获戴胄，任命他为秦王府士曹参军。
唐太宗即位后，戴胄被拜为兵部郎中，封武昌县郎。
627年，任大理少卿，后因清廉正直被任命为尚书左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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