士大夫阶级，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。

有人说，它在某一方面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僧侣教士，某一方面类似印度的刹帝利。

事实上，士大夫即知识分子，在西汉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

的政令之后的漫长时代中，士大夫专指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，有时也笼统称之为“读书人”

，当然读的是儒书。

在当时环境，学而优则仕，他们将做官视为读书的最终目标。

所以更精确地说，士大夫即担任政府官员的知识分子，包括现职官员、退休官员和正在苦读儒书、将来有可能担任官员的人物。

到了东汉中晚期，士大夫阶级中间崛起。

他们有着自己的人格和风尚。

为了树立自己良好的声誉，有的以孝出名，为父母长期服丧守陵；有的则是崇尚侠义，将“义”

字看得重于生命；有的拜投名师，或者成为食客；有的则是对于让其发迹的恩主誓死效忠；有的还崇尚廉洁，辞让财产或者官爵。

例如上文中提到的儒家士大夫典范——杨震。

跟外戚、宦官相比，士大夫有外戚、宦官所没有的高一层次的情操和抱负。

外戚靠女人成为后宫皇后，在挟天子而临朝听政取得权力；宦官靠谄媚取得皇帝信任，在与外戚的斗争中获取胜利之后，取得权力；而士大夫自称靠道德学问、知识才能取得权力，他们无论是在外戚当政还是宦官专权之时，都处于对立的立场，而且无论其力量强弱，自他们诞生之后，便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长期存在。

所以士大夫在本质上就对外戚、宦官轻视，再加上外戚、宦官也确实做出太多的罪恶，士大夫遂注定地要跟外戚、宦官发生冲突。

阎姬要像窦氏和邓绥一样上位掌权，需要实现两个条件。

一者，是太子被废，重新拥立一个听自己话的太子。

二者则需要皇帝身陨。

后者姑且不谈，前者却是以阎姬目前的实力可以办到的事情。

因此，自皇帝亲政之后，皇后阎姬便开始紧锣密鼓地布置废黜太子的事情。

前文已然提到，要废黜太子，首先必须要除掉杨震。

因为杨震为人忠厚，十分忠心于刘氏汉室，势必会阻挡自己的行动。

而且杨震素有声望，如果自己无端地废黜了太子，杨震势必会网罗一大批朝中士大夫为太子鸣冤。

到时他们成了铁板一块，再要对付杨震，就难上加难了。

反观另一边的杨震，对自己面临的危机虽然有所觉察，但是为了士人的气节，依然不为所动，时常向皇帝上奏折，批判朝中奸佞。

这之中绝大多数确实是奸臣，但也有许多忠厚之人，因为没有什么才能，而遭到杨震的弹劾。

如此一来，杨震两面受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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